9月25日，如果不是出差時清晨趕赴機場途中的車禍，53歲的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鐘揚，將在三天后再次踏上西藏的土地，與同事、學生一起，繼續收集種子，為那里的植物學學科發展做事。

生命戛然而止。留下的，是許多人腦海里他始終爽朗大笑的黑紅臉龐，是他16年間西藏行路50萬公里，是他與團隊在高原上收集到的，4000萬顆種子——我國生物學研究和基因資源的寶貴財富。

在他生前，不止一人曾好奇，實驗室攻堅，多出論文，同樣可以攀登科學之巔，何以選擇這半生跋涉？他卻說起了最近采集到的高山雪蓮種子，位于珠穆朗瑪峰北坡，海拔5000米之上。

“雪蓮的青藏高原種群相較其他環境優越地區的種群，明顯要差得多，但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風、貧瘠的土壤以及45℃的晝夜溫差——它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緩慢推進……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總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優勢，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

他一生追夢，不曾稍停。

他的故事里，主角是種子

“瘋子”，曾與他共事多年的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用這兩個字描述他，因為鐘揚看待世界的角度異于常人。這個“異”，在于他更愿意追逐人類的真理，以無用為大用。鐘揚曾對他說過，“這輩子，一個人留下的不在于文章、獎項，而是故事”。

鐘揚的故事里，主角是種子。“一個基因可以為一個國家帶來希望，一顆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很多次他在科普活動中說的話，道出根由。1984年，他被分到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所里的一個重頭研究對象是獼猴桃。那時他知道了，如今名滿世界的奇異果，其種子的母體，來自中國宜昌農村的20根無人關注的野生獼猴桃枝條。

2000年，鐘揚接受復旦生命科學學院的元老級人物陳家寬教授邀請，從武漢來到了上海，與同事們一起確定了生命科學學院將要突破的方向，其中之一是種質資源的研究。科學家們相信，種質資源幾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礎，它可以被看作是物種遺傳信息的一種載體，也是未來科技較量必爭之地。而鐘揚，將目光投向了西藏。

“西藏的植物資源從來沒有進行過徹底盤點，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種子資源庫中，也沒有西藏地區的植物種子。”2001年，鐘揚主動請纓來到這片土地，尋找青藏高原上生物進化的軌跡。然而，要盤點清楚這些生物“家底”卻并非易事，僅收集種子樣本一項，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個，而且每一個樣本都要收集5000顆種子，不同的樣本種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線距離還不能少于50公里。按此計算，鐘揚一年至少要行走3萬公里。

如何收集種子？鐘揚曾開玩笑說，最簡單的是蒲公英，“隨手抓一顆蒲公英，就有大約200顆種子。最麻煩的是椰子，8000顆種子的話，需要數輛卡車才能拖回來，這才算收集了一種植物的種子。”

而這個過程，在海拔最高的地方，又是怎樣？從藏北到藏南，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在林芝、日喀則，在那曲、阿里，哪里有需要尋找的種子，哪里就有他帶隊的身影。醫學上常見的18種高原反應，每次上西藏，他都會碰上一兩種，心跳甚至慢至每分鐘44跳。

學生朱彬記憶猶新，去阿里地區的路上，自己因為缺氧快昏倒了，當時鐘揚也有嚴重高原反應，卻急著招呼給他吸氧。小朱擔心老師，拔掉氧氣管往他眼前送，鐘揚一把抓住他的手，笑著說：“別動，怎么這么不講衛生，快點插回去！”

他的藏族學生，如今的西藏大學副教授拉瓊，忘不了跟著鐘揚登珠峰采集高山雪蓮的那一次。2011年，為了一個課題，他們開始尋找一種叫鼠麴雪兔子（高山雪蓮）的植物。“我們在珠峰大本營周圍沒有找到，準備繼續向上。當時我覺得鐘老師不是藏族，又不熟悉山情，可能還有危險，建議他待在帳篷里等著我們，”拉瓊說，“誰知被他一句‘你能進我也能進，你能爬我也能爬’頂了回來。”最終，他們在一處5400米海拔的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巖石縫里看到了高僅10厘米、長著灰白小絨球花朵的不起眼植物。撫著花形宛如拇指的高山雪蓮，鐘揚開懷大笑，所有辛勞，化為心頭激蕩。

藏北的窗，那一束晨光

“那年8月，我們的考察隊沿著泥濘小道穿越羌塘草原……半夜，一陣胸悶將我從睡夢中驚醒。我急忙喚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說‘開點窗吧’。他應聲起床。黑暗中，卻聽 ‘哐當’ 一聲巨響，一股寒風撲面而來——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戶從二樓推了下去……第二天清晨，隊伍重新啟程，車開了回頭看，熟悉的土墻，掛滿經幡的瑪尼旗桿，旅館老板一家子揮舞告別的手臂。那后面，一縷晨光正巧投進洞開的窗口，心頭頓時涌起暖意。”

一篇藍色圓珠筆手寫的小文——《藏北的窗》，是鐘揚對工作日常的記錄。16年前，他獨自踏上這地球“第三極”，也愛上了這篇土地。他有了自己的藏文名字“索朗·頓珠”，口袋里時常放一個MP3播放器，循環藏語教學音頻，漸漸地，能聽懂三分之一。兩年前，因為腦溢血住院治療后，僅僅9個月，他又飛到西藏工作，與之前不同的是，原先酒量不錯的他，滴酒不沾了，身邊多了個透明塑料小藥盒子，每天三頓，特別認真地數藥、放藥、吃藥。出院時醫生叮囑過三條，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時吃藥，三不能再去高原了。

他戒得了酒，戒不了西藏。

在探尋西藏生物多樣性的過程中，他認識到，這里不僅需要植物學家，更需要教育發力。在這片土地上，收集種子的同時，傳遞力量，播種未來——16年間，他為西藏大學爭取到了歷史上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成為西藏自治區第一位長江特聘教授，幫助西藏大學培養出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帶出西藏自治區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而今，這支“地方隊”的研究力量已經開始參與國際競爭。

當他初到西藏大學，提出“以項目來帶學科帶隊伍”的方向時，瓊次仁副教授和不少老師一樣，不相信能做得成。因為此前，那里還沒人申請到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屢敗屢戰，2002年，他和朝夕相處的同事瓊次仁聯合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因為種種原因失敗了。第二年再次出發，“西藏大花紅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學成分變化及地理信息系統研究”項目申報成功，整個西藏大學沸騰了。

“中國56個民族，我想為每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鐘揚曾跟同事這么說。扎西次仁是他在復旦指導的一個藏族植物學博士生，在確定了“西藏巨柏保護的遺傳學研究”博士論文課題后，師徒倆用三年時間在藏東南地區沿雅魯藏布江兩岸調查巨柏的分布與生存狀況。當年的學生已投身西藏種質資源庫建設。

2015年，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劉星，因為鐘揚的一句話，下定決心延長自己的援藏時間。“這里的博士點要評估了，需要多一些懂專業的人一起推動，你能不能留下來？”深夜懇談之際，鐘揚被來自母親的電話打斷，劉星隱約聽到，“……你身體不好，別又上（西藏）去了。”他答著“放心、放心。”放下電話，鐘揚告訴他，自己也會繼續參加第八批援藏。

從2001年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跋山涉水尋草訪樹，到2010年起成為中組部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援藏干部，復旦大學教授鐘揚，已經在滬藏之間“飛行工作”了整整16年。

“不是杰出者愛做夢，而是善夢者杰出”

“不是杰出者愛做夢，而是善夢者杰出”，徐匯區建襄小學張歆老師依然記得聽鐘老師講座時，留在心底的一句話。

許多人說，他用53歲人生，做完了100歲都做不完的事。這本以生命書寫的大書里，他幾乎奔跑著追逐自己的夢想。

夢想，又何止于西藏？作為國際大都市的上海，海邊多為灘涂，一直是這位植物學家心頭憾事。一次，他從全球變暖造成澳洲冰酒熱銷的新聞里得到啟示：地球變暖，植物北移是大勢所趨，那么常識中只適合在南北緯25度之間生長的海濱理想植被紅樹，能否常駐申城海邊，形成一道風景線？如今，當初的夢想逐漸成真，紅樹林已經在上海臨港海濱扎根。

為鐘揚訂過機票的經佐琴老師記得，他的行程會密集到7天要坐10趟飛機； 每當他回上海，就抓緊與學生見面，要么就是拎上破舊的帆布袋，和學生一起采標本，要么就在辦公室“坐診”，直到深夜；有時呆到凌晨一兩點，實驗樓的大門早已用鐵鏈拴上。但推一推，人還能從縫隙中擠出。為了不吵醒門衛，身高1.8米、110公斤的鐘揚，要先跨過鏈條、再吸肚子，一點點從狹窄的縫隙中擠出，還不忘朝旁邊的弟子得意一笑。老同學黃梵有一次和他共進早餐，鐘揚吃了7個包子、3碗粥、4碟小菜。他說沒辦法，在西藏習慣了，一定要一頓吃很多才能保存體力。長時間下來，胃都被撐大了。

這樣一位充滿理想、活力和熱情的植物學家突然離去，周圍的人都是惋惜和不舍。妻子張曉艷聲聲呼喚：“鐘揚，從我認識你的那天起，就知道，你是為科研而生，為事業而生，為理想而生。”很多人知道，鐘揚與張曉艷的約定——“孩子15歲以前，你管。15歲以后，我來。”如今雙胞胎孩子15歲剛滿，鐘揚卻失約了。同樣有很多人知道，孩子名字的由來。2002年他們出生時，鐘揚正在研究紅樹植物。兩娃娃便一個叫云杉，一個叫云實。

網上一篇紀念鐘揚的文章下，跟著許多評論，其中一條靜靜地發問：爸爸你也敢走，我還沒長大呢！